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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與錢鍾書

  高恒文

  汪曾祺在一篇回憶西南聯大同學的散文中說:西南聯大的“幾個研究生被人稱為‘無錫學派’,無錫學派即錢鍾書學派,其特點是學貫中西,博聞強記”(《未盡才———故人偶記》)。“錢鍾書研究”已成“顯學”,但素無“錢鍾書學派”之說。此說是一條重要的現代學術史的史料,可見錢鍾書在西南聯大的學術影響。當時的錢鍾書還是剛剛留學歸國直接任職西南聯大的年輕教授,并且僅僅工作一年即離職,他的學術著作 《談藝錄》 和小說 《圍城》、散文集 《寫在人生邊上》 等的出版,還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,那么這種巨大的學術影響因何而來? 這實在耐人尋味,亦可謂現代學術之“傳奇”。此前,類似的“傳奇”,僅有20年代陳寅恪應聘清華大學及其巨大的學術聲望。

  汪曾祺還一再贊同錢鍾書的著名的“打通”說。《作家應當是通人》 開頭即云:“錢鍾書先生說他這些年在中西文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‘比較’,而是‘打通’。我很欣賞‘打通’說。”整個20世紀,文學研究真正能夠“打通”中西者,朱光潛、錢鍾書之外,還有何人?今日“比較文學”研究,“打通”者幾無,不通者眾。反倒是文學創作,大家、名家者,魯迅、知堂以下,大都中西“打通”。汪曾祺當然在“打通”者之列。在這篇文章中,汪曾祺立論創作應該“打通”,對錢鍾書的“打通”之說,作了獨到的發揮:不僅“中西文學的打通”,而且“古典文學和當代創作之間的打通”,乃至“古典文學、當代文學和民間文學之間的打通”。此說極是,亦可謂夫子自道。就汪曾祺的創作而言,或許我們應該補上第四個“打通”:小說、散文、詩、戲劇和繪畫之間的“打通”?

  雖然也可以說兩人都是小說家,但藝術風格卻是截然不同的:汪曾祺明言“對我影響較深的有契訶夫、阿佐林、伍爾芙和紀德”,“我的小說明顯地受到西方現代派影響”(《尋根》);錢鍾書的小說則與英國的奧斯汀、薩克雷諸人的作品近似。然而借用 《管錐編》 論 《老子》 所謂異類相通、相反相成之說來看,他們的小說,有一點是很有意思的,即小說中的“發議論”的問題。

  汪曾祺反對在小說中“發議論”,強調“傾向性不要特別地說出”(《小說筆談》)。恰恰相反,我們知道,《圍城》 的特殊之處,就是隨處可見的“發議論”! 不僅敘述者大發“麻將當然算是國技”、“老科學家”與“老”的“科學”之類的議論,而且人物也愛“發議論”,諸如“局部的真理”、“熟食鋪子”等等,最著名的關于婚姻是“金絲鳥籠”還是“圍城”。

  不過汪曾祺還說:“我并不一般地反對在小說里發議論,但議論必須很富于機智。帶有諷刺性的小說常有議論,所謂嬉笑怒罵,皆成文章。”(《說短》)《圍城》 不就是諷刺小說嗎? 《圍城》中的議論正是以“機智”著名! 詩人、散文家余光中說:“小說家錢鍾書往往不甘隱身幕后,忍不住會從旁指指點點,像是說書人。說書人太有個性,太有趣了,就算他借題發揮,暫時把故事擱在一邊,我們也樂得姑妄聽之,因為太好聽了”;“《圍城》 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頭跟其后穿插呼應的夾敘夾議。其議并非正規的說理,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”(《新儒林外史———悅讀錢鍾書的文學創作》)。此說可箋疏汪曾祺所謂的“機智”。余光中還說:《圍城》 中的議論,“短一點的一閃而逝,有如妙想聯翩旋生旋滅的水泡,錢氏一向慣于揮霍。長的因字生字,因句生句,風行水上,自然成紋,乃是學富才高的自然產品,往往就成了可以獨立觀賞的小品文”。此乃“所謂嬉笑怒罵,皆成文章”之謂也歟?

  汪曾祺十分重視語言。他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:“寫小說就是寫語言。”(《小說的思想和語言》) 在 《“揉面”———談語言》 一文中,他說:“有的語言,如果知道它的來歷,便會產生聯想,使這一句話有更豐富的意義。”中國古典詩論,自黃庭堅論杜詩有“無一字無來歷”之說以后,出處、來歷就成了主要命題。但是,論小說的語言而有“來歷”之說,汪曾祺似第一人,首倡。《圍城》 中的議論,旁征博引,充滿典故,語言也常常是有來歷、出處的,這是引入注意的特征;《槐聚詩存》 中的作品,語言的出處、來歷是重要藝術特征;而 《談藝錄》 開篇總論“詩分唐宋”之后的第二則即為“黃山谷詩補注”,是此著的幾十則筆記中的篇幅最長的一則,這不僅是錢鍾書重視黃詩,也表明了錢鍾書對黃詩的出處、來歷這一藝術特征的重視。錢鍾書的詩,受宋詩尤其黃庭堅詩的影響,是很大的。然而他在 《宋詩選注》 中,卻不得不嚴厲批評黃庭堅詩和江西詩派的注重出處、來歷,稱為“形式主義”。盡管我們知道,他的這種批評,固然是因為迫于時勢,但還是巧妙的修辭技巧,皮里陽秋,否定的只是講究出處、來歷的弊端,而并未完全否定這一藝術技巧本身,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詩派的末流開刀,相反卻對黃庭堅以及蘇軾、王安石等人的佳作,不惜篇幅,特意指出某一句、某一聯的出處、來歷:黃庭堅 《病起荊江亭即事》 之一末句“時有歸牛浮鼻過”是有來歷的,并且是“點鐵成金”;《書湖陰先生壁》 最后兩句“是王安石的修辭技巧的有名的例子”,“這是個比較健康的‘用事’的例子,符合中國古代修辭學對于‘用事’最高的要求:‘用事不使人覺,若胸臆語也’”。汪曾祺論“來歷”時還說:“我們許多的語言,自覺或不自覺地,都是從前人的語言中脫胎而出的。如果平日留心,積學有素,就會如有源之水,觸處成文。”前一句近乎“若胸臆語也”之意,后一句強調“積學有素”,是和黃庭堅的思想一致的。

  關于汪曾祺與錢鍾書,可說的還有幾點,比如“老嫗都解”、黃庭堅書法等等,茲不贅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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